• 项目团队名单

    项目顾问团队

    廖虹雷

    深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助理巡视员

    北京鲁迅文学院毕业。数十年间走遍深圳,访古问俗,研究本地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年。出版《深圳民俗寻踪》和《深圳民间熟语》等。

     

    程建

    副研究馆员

    现为深圳市宝安区民间文艺协会副会长、沙井蚝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宝安传统文化协会副会长

    著作有《京口文化》《阅读宝安》《激荡30年--我们的宝安》《千年传奇沙井蚝》等。

     

    张秦

    课题组负责人

    深圳市规划国土房产信息中心档案部

    项目组主要成员

    项目主管 马立安

    调研统筹 李晓晶 张晓飞

    调研人员 付娜

    调研人员 潘舒宁

    调研人员 禤颖

    调研人员 谭宇静

    地图绘制 潘英标

    平面设计 吴丹 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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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号线

    福田

     

    在深圳生活一段时间后,你一定会听到有关“上埗区”和普通话“上不去”谐音,而被改为“福田区”的故事。但“上埗区”真是因此改名“福田区”吗?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深圳发展由“海”向“陆”的变迁历程。

    特区刚成立,深圳的建材原料来源,大多依靠罗湖码头,但随着深圳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城市疆域的迅猛拓展,建材原料的来源重点逐渐转移到了上埗码头,并且上埗码头曾承担了90%的建材任务。1985年成立的“上埗管理区”,以深圳河上游的上埗码头之“上埗”为其命名,其中心区域在现在的福田村一带。福田村与大部分依水而建的乡村一样,沿福田河建立起来,老深圳(原“宝安县”)发达的水运交通系统,为福田村带来了充沛的发展资源,也为福田村一带发展为上埗区中心提供了后援。1990年,“上埗管理区”调整为“福田区”。此后,随着深南大道的全线贯通,使得原本是深圳特区“郊区”的地带逐渐发展为热闹的工业区,曾经的上埗区中心则慢慢向现在的市民中心偏离,成为今天的福田区中心地带。2010年后,深圳河岸的码头系统(罗湖、上埗、黄岗、新洲、东角头等)慢慢取消作用,而深圳河上的运输系统已经过期了。

  • 车公庙

     

    由“车公庙”的地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此地应该有一座“车公庙”。然而,“车公庙”地域上并没有“车公庙”,原来居住在此的人们也不叫它“车公庙”,而是把它称为“白粉岭”。

    让你更想象不到的是,“车公庙”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曾是育鸡场/良种场的所在,年产鸡12万只,且大部分销往香港,为当时的深圳农业提供了极高的经济利益。

    不过,由于深圳工业由罗湖蔡屋围(最早的“特区”)往当年的“上埗管理区”(今天的福田区)扩张,车公庙养鸡场/育苗场也被“三来一补”加工厂,以及统一工装的打工仔、打工妹所取代,成为新兴工业区。当时一度成为深圳标志的车公庙“食街”大排档,五人吃一餐就能够消费掉内地人一个月工资的费用,不断刺激着外地人来深的欲望。可以说,车公庙的发展转变,就是特区早期农村城市化的一个缩影。

  • 红树湾

     

    说起深圳市区值得一去的自然景点,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红树林海滨生态公园。可你知道吗?现在海滨生态公园里能够看到的红树林,面积只有1500亩左右。而在特区成立之初,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面积约为6232亩,30多年间,福田就有4000多亩红树林在不断消失。更不用说你可能都没听说过的,曾经存在与深圳东、西海岸的红树林,在深圳快速发展房地产、工业区和高速公路的进程中,被侵蚀掉的面积数有多么惊人。

    事实上,红树林不仅是用于观赏的植物景观,还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其滩涂部分生活着的大量滩涂鱼、蛏子、招潮蟹等底栖生物,与林区内发达的潮沟,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觅食、栖息、繁殖的场所,鸟类还能为之提供养分,如此往复,生生不息。可惜的是,在深圳填海建设的过程中,首先破坏的,就是滩涂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滩涂一旦被破坏,红树林和底栖动物就会失去生存环境,鸟类找不到食物,也就不能为红树林提供养分,红树林生态系统就此消失,后果十分严重。

  • 后海

     

    在网络上搜索“深圳天后庙”,弹出的信息大部分都会指向南山区的赤湾天后宫。其实,南山区桃园路上还有一座天后庙,与南山闹市区相去不远。让人意外的是,对比从前南头半岛地图与后海现在的地理区划,就不难发现,过去这座天后庙,曾经如此靠近深圳湾,几乎沿南头半岛中部海岸线而建。而现在的后海区域,就是从这座天后庙一个街区外的后海滨路,向深圳湾扩展而来的部分。

    大众对于后海的认识,一般都认为它是填海工程的结果。可后海在没有列入规划之前,这块海域因为距福田区较近,于是成为了倾泻工业弃土的最好地点。换言之,早期后海的形成,并非如蛇口码头般,是有意识地以吹填技术“填海造地”而成,而是弃土工程的后果。至于后海成为深圳填海工程规划内容,则要到1996年以后才能看到了。

  • 南山

     

    如今在深圳坐出租车到南头古城时,不少司机会把那里叫“九街”。如果你充满好奇地走进里面,却会发现,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城中村”嘛。可是,历史上的“九街”,却是一个充满历史意义的地方,见证了深圳约1700年的变迁。

    “九街”南头古城,于东晋宝安建县时,就因为靠近珠江入海口,又有连通福永和沙井等产盐地的便捷水路,成为了宝安县治所在,同时还兼为东晋盐官守地东官郡的郡治。自此以后,南头古城在唐代改宝安县为东莞县以前,都是县治和郡治的所在。明万历以后,分东莞县,置新安县,新安县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南头仍是县治所在,可见“九街”在历史上的地理地位。

    建国后至50年代公社时期,“九街”仍是重要的生产大队之一。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深圳“二线关”划定,“九街”却被划进了特区的边缘地域,逐渐失去了原来中心地区的优势。现在的南头古城里,仍留存着明代的古城墙、明清时期的新安县衙、清嘉庆时的信国公文氏祠(文天祥祠)、1913年的意大利天主教育婴堂等历史建筑物,南头古城博物馆则保存着300多件与深圳城市史有关的文物。想必下次你再到“九街”,就不会再认为它是普通的“城中村”了吧?

  • 前海湾

     

    细数现在从深圳到香港的路径,不外乎由深圳湾、皇岗、福田等口岸通关再乘坐地铁或巴士进入香港,或由蛇口码头乘船至港。但是,你知道从前的深圳人(“宝安人”)是如何去香港的吗?答案是,在乘船经大铲湾驶往香港,与现在深圳往香港的任何路径都不相同。

    其实,在1898年深圳河以南没有租借给英国前,并不存在“通关”一说,因为深港本无界,深圳只是珠江口沿岸两侧众多能够通往香港的港口之一。而在香港被清廷割让的第二年,即1899年,为防范深圳河以南英租界英军的突袭,两广总督谭钟麟特准在大铲岛设税收关厂,对往来船运和货物进行查验和征税。深港之界才首次出现。

    这样的情况持续至20世纪50年代,由东莞、番禺等地搬迁而来的人开始在大铲岛上开荒种树,成为大铲村第一批居民,深港才再一次“不设防”,以至于此后不少逃港人将大铲村误认为香港地界,在此养蚝为生,还将前海蚝田发展为南山水产养殖业。

    如今,当年通往香港的前海湾区域,已规划为前海自贸区,肩负沟通未来深港直连的重任。

  • 宝安

     

    如果让一名“80后”深二代,说一项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宝安记忆,恐怕不少人的回答会是“二线”外的市区,甚至还可能有人绘声绘色地跟你提起他/她如何藏在车座底下“偷渡二线关”的经历。所谓的“二线”,与区隔香港与深圳的“一线”不同,是用于区隔深圳特区与深圳市的,10个检查站串联起来的路线,这意味着想进入深圳特区,还必须办一张“通行证”。

    “二线”设立的目的,原在于防范偷渡与走私现象,但却造成了“关内人”才算“深圳人”,“关外人”需要边防证才能进入深圳的尴尬情况。更甚于此的是,“二线”的划定,改变了深圳不少地方原有的性质和作用,比如南头古城就因为“二线关”变成了特区的边缘,造成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其实,不少宝安人会说“去深圳 ”,即是去关内的市区,以及老一辈的西乡人说“去深圳”即去曾经的罗湖区蔡屋围/东门老区。2010年,“二线关”被正式取消,关外区域的发展由此又多了一重便利。

  • 碧海湾

     

    碧海湾地处西乡地界。历史上的西乡是宝安建县以来规模较大的一个“墟”,不仅拥有发达的水路交通,还与南头古城相去不远,是位置比较重要,且靠近宝安县中心的一个地方。这一印记在现在西乡市场中仍在经营的,综合了粤式“骑楼”和“握手楼”特色的商铺建筑上还能看到。

    以现在的宝安大道为界,其东侧属于西乡的“老区”,北帝古庙、西乡步行街、铁仔山公园等“老西乡地标”都在这一块,现在的西乡还包括了宝安大道西侧的,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更新的“新区”。如今,从河岸移位到地已发生的交通,人们很容易忘记,西乡曾是一个重要的本地墟市。

  • 机场

     

    相信去过深圳宝安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朋友们,都难免对“密集空洞式”的内景设计印象深刻。不过,T3航站楼是于2013年才投入使用的新建筑,原来的A、B航站楼与国际候机楼是早在1991年便正式通航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深圳机场选址的讨论,是十分有意思的过程。最初备选的机场地址方案有三个,一个是现在的梧桐山北面,一个是将大、小铲岛以填海的方式连接起来做机场,还有一个,也是最热门的方案,便是打算以填海的方式将白石洲、深大北门附近的海域用作机场。在今天看来,这三个方案的选址都在深圳地价较高的地段,用作机场绝对是十分奢侈的举动。可在当时,特区的中心在罗湖管理区(蔡屋围/东门一带),这三个选址都属上埗区边缘且距离深圳市与香港不远的地方,确是十分有道理的。不过,由于其时深圳发展速度十分之快,以至于规划跟不上变化,这三个位置不仅身价倍增,也不适合再选作机场所在,故机场的选址最终移至了现在的位置。

  • 机场北

     

    你知道吗?上世纪80年代特区建设所需建材,几乎全是通过船只运送到上埗码头,再由货车运送到目的地的。这个事情说明,深圳曾经与海洋如此亲近。更让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是,原来“宝安县”沿珠江口及海洋的地带,分布着远多于现在数量的大大小小的港口和码头。现在被称为“机场北”的地方,就是以前珠江西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福永港的所在。

    在1888年德国的《Meyers Konversations-Lexikon》百科里的地图只有比较深的港口才有记载。珠江西岸记载有:新安、固戍、福永、虎门。历史上的福永港,据文献记录,涨潮时,其船舶总吨可达50吨,可见是一个连接海陆的大型场所。今天在深圳已很难再见“福永港”的说法,其实与深圳交通由海向陆的发展不无关系。如果追溯至前,深圳交通的变迁最早与英国租借香港后对交通方式的改变有关。彼时英国不能直接通过水路与中国内陆发展贸易,于是便于清末修建了九龙通往广州的铁路,首先改变了原有的深圳与内陆交通的方式。

  • 福永

     

    无论是久居深圳,还是初来乍到的人,肯定都对深圳与海洋文化存在深厚联系的说法耳熟能详。可是,今天的深圳,却鲜见海洋文化的踪迹,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你可以从“福永”的变迁简史中找到答案。

    历史上的福永,位于珠江入海口沿岸的东侧,从福永能把盐送到广州,而从广州有“苦力”背着盐过岭南梅关古道。当时不少生活在珠江口沿岸的人都习惯称珠江口为“海”,可见当时河、海运经济网的规模。由于位置靠海,宋代以后福永便成为了官办盐场的所在地,被称为“归德栅”,后扩展为“归德场”,至清中叶始荒废。以海为生的福永人,大多从事产盐的工作,因此也被称为“盐民”。虽然归德盐场规模庞大,但盐民的生活非常辛苦,曾有“盐丁叹”诗曰“晒盐只望济吾贫,谁知抽羹无虚土”,留下的便是历史上深圳靠海居民的生活写照。

    建国后,深圳大力发展农业,福永人因此得以将大部分基围改为田地与鱼塘,以种植和养殖为生。接着又因为80年代以后,G107国道的贯穿和集装箱技术的引进,福永产业向三来一补转型,曾经“靠海吃饭”的方式便成为了永远的“过去式”,而我们在现实中也再看不到“海洋”的痕迹了。

  • 桥头

     

    试想一下,如果你被强制离开原住地,未来的居住、工作等都没有保证,你的生活可能会变成怎样?清康熙时期,中国沿海的大批渔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颁布迁海令,要求从山东省至广东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50里。1里为今天的0.5公里,内迁50里就相当于25公里,意味着几乎整个新安县的居民都必须要搬迁出去。而清廷对迁海令的官方解释,是为了断绝沿海渔民对明朝遗臣的接济。

    迁海令使得中国沿海渔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海洋资源,流离失所,那些不愿离开的渔民,更成为了无身份的游民。幸得广东巡抚王来任等地方官员,极力请求复界,清廷才于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复界。彼时深港回迁渔民深感王来任的体恤之恩,在两地建造了不少“王大中丞祠”,以纪念王来任的功绩。可惜的是,如今只在深圳境内留下一座“王大中丞祠”,就在现在的桥头地域内,其门前的对联,记录的便是清朝“迁海复界”的历史往事。

  • 塘尾

     

    如今到海鲜城下馆子,清爽鲜美的“基围虾”是不少食客的首选。可是,为什么虾前要冠以“基围”的名字呢?其实,所谓的“基围”指的是近海渔民为防御水患,在近海田地周围修筑的堤围,在基围里可以养虾,于是便有了“基围虾”。

    别小看了“基围虾”,它对基围人生活的改善有着很大的贡献。基围人曾经被叫做“水流柴”、“疍家仔”,因为他们是从广州、东莞、番禺等地到深圳的移民,没有在陆地建房的权力,所以称呼里才带着歧视性的意味。建国后,“疍家仔”才分到基围上的地,转为有村落的基围人。基围人多聚居在沿海地带,塘尾便是其中一处。早期特区的发展,让基围人有机会将“基围虾”等海产以市场价销往香港,不少基围人因此成为“万元户”。1984年邓小平“南巡”时参观过的“小渔村”,就是当时罗湖区内的基围人建的渔民村。

  • 马鞍山

     

    每当在深港关口等待通行时,总能看到小小个子却拖着大书包的小朋友们也在往返深港的家里和学校的路上,让人不禁感慨:现在的深圳孩子读书真不容易。殊不知,建国后,马鞍山往沙井镇的孩子们,也经历过“翻山越岭”的读书过程。

    建国后,宝安县乡村的学校非常少,有的村里连一个小学都没有,初中要到市镇才有,高中就更少,整个宝安县只有南头、深圳和观澜三所高中。沙井墟周边乡村的初中学生,平常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土路才能到学校,放学回家还要帮家里人干农活,学习条件十分艰苦。高中学生更甚,沙井墟、松岗及其周边乡村考上高中的孩子,如果没有车接送的话,就只能沿着广宝大道(现在G107国道深圳段)走三、四个小时,到宝安第一中学,即现在的南头中学上学。其实,当时有条件供孩子上高中的宝安家庭几乎没有几个,又恰逢宝安县大力发展农业的时期,孩子们长大一点就得开始承担农业劳作,能够读5年以上的书都可以称得上“高学历”了。

  • 沙井

     

    沙井蚝原来不称为“沙井”蚝,而叫“归靖蚝”。

    “归靖”,是宋元至清初归德盐场与靖康盐场(由“归德”更名而来)的简称,其地域范围包括了沙井到福永沿珠江口的地区。在蚝的养殖过程中,不同的海域的水质对蚝生长其的作用也不相同,故可以将深圳历史上养蚝点分成这三块:福永、黄田一带为采苗区,蛇口一带为成长区,沙井一带为育肥区。沙井,也即“归靖”地域,为育蚝成熟且能够最终分销的地域,因此闻名,此地销出的蚝便为“归靖蚝”。

    建国后,沙井蚝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7年,沙井蚝业合作社被评为“全国模范合作社”,还获得了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国务院奖状,“沙井蚝”因此取代了“归靖蚝”,成为享誉全国的深圳特产。除了卖给香港之外,沙井蚝的市场还包括南洋华侨所在国家。

  • 后亭

     

    在好莱坞电影或美剧中,都可能出现过这样一个令你十分熟悉的的圣诞场景:一个小姑娘在圣诞树前打开一个礼物,礼物是跟她一样可爱的小芭比娃娃。但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影视剧里的娃娃、甚至那颗塑料圣诞树很可能都是在宝安制造的。你一定很怀疑,宝安区工厂怎么可能PK美国新泽西的工厂呢?事实上,这一情况确实出现了,且与世界经济向集装箱运输+“三来一补”方向转型有关。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三来一补”工厂凭借廉价人工、低价运输成本和临海位置,迅速成为了优势企业贸易模式。“三来一补”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企业贸易形式。相对现在复杂的机械工业流水线作业,“三来一补”更像是一条人力“流水线”。依靠数量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工厂能够生产出大批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并通过其时已普遍成熟的集装箱运输技术,将商品分销到国内外不同地方,包括把中国制造的圣诞礼物送到美欧的商店。

  • 松岗

     

    松岗古称黄松岗,据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始建圩於宋咸淳六年(1270年),因圩场建於一山岗之麓黄姓村旁,山上有松林,故此得名。对老深圳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一定听说过宋代时文天祥曾经过松岗一带,其后裔流入松岗,至今还有文姓子弟的故事。现在松岗的地界上,也有一群与文氏族裔有相似的南下经历的人,便是内地来到深圳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与存在于我们想象当中充满故事的文氏子弟南下经历不同,这些打工族们,怀揣的仅是获得高收入的梦想。也正是他们的到来,使得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松岗,成为了深圳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80年代以后松岗工业园区的发展,得益于它处于G107国道深圳段第一站的位置。与福永、沙井等区域因靠珠江口成为曾经的经济繁华区不同,松岗镇是距离珠江口近却处于内陆的地区,在依赖水路的时期,发展自不如福永、沙井。但自1982年G107国道通车以来,松岗就成为了陆路由北京到深圳的第一站。G107国道在深圳的终点是文锦渡口岸,如果有一家三来一补工厂想在产品一生产出来就能够装进集装箱运至蛇口、文锦渡等港口,那最便捷的方式当然是把工厂开在离公路最近的地方,松岗恰好就是符合条件的所在。因此,松岗在80年代以后靠着G107国道贯穿而过,获得了向工业转型的巨大利益。

  • 碧头

     

    2016年,如果你曾到过松岗与东莞交界附近的工业园区的话,那么你应该能够看见沿着G107国道,松白立交附近的“桥下”一带,打工仔、打工妹们乘坐电单车逆着车流往碧头方向的“盛况”,以及随处可见工业垃圾,河道中漂浮着重污染物的环境,也许你会惊叹:“深圳怎么还有这样的地方?!”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G107国道的建成通车,就不断有工业园区在其两侧兴起。大量劳动力的涌入,使得距离这些工业园不远,房租也相对廉价的地区,成为打工族们最好的居住地。碧头村就是这样一个处于深圳边缘,却为深圳劳动力提供了廉价居所的地方。

    曾经的碧头村是一座小型的河滨小村,20世纪50年代起,村中人多数通过逃港的方式离开。如今的碧头新村的村民极少,只有大量外来务工者租住于此,居住环境及生活用水条件都十分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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