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号线小百科

  • 深湾

    提起中国航海史,若有十分遗憾地失去了,却又是最应该被浓墨重彩的事件,便是明朝郑和的七下西洋事件。

     

    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跨越了1405至1433年近30年时间。其成就首先在航线的开辟上,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到达了东南亚及印度西海岸的主要交易场所,第四次远航则抵达了波斯湾,最后三次航程,更是到达了千里之外的非洲东海岸。其次,与郑和同行的,有上千万计的水手和乘客,由于秉承了宣扬大明威德的宗旨,不仅没有出现对出访国家的大规模抢掠,至今还有沿海国家设立“郑和庙”对其进行供奉。在船的制造上,郑和的航队有317艘航船,其中60艘为长400英尺、宽160英尺,几层楼高,九桅十二帆的“宝船”,宝船上一些豪华客舱还配备有阳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无法达到的航队编制。

     

    然而,下西洋的事件,一方面由于特别“烧钱”,一方面由于郑和为太监却手握航队重权,郑和的事业在支持下西洋的明成祖过世后,便遭到了来自明廷各方面的反对和阻拦。而郑和在六次出航后与同僚共同对航海经验所著的总结性资料《郑和出使水程》,更在明宪宗时不翼而飞,负责保管资料的明官员刘大夏却狡辩道,“三保(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可怜郑和的心血就此失去,中国也因此丢失了一段重要的航海史资料。

  • 深圳湾公园

    说起深圳与海洋的渊源,就不得不提及海盗的故事,尤其是郑石氏与张保仔共同领导的“红旗帮”——最强盛时拥有600到1000艘海盗船,人数约在2到4万之间。与影视剧美化张保仔等海盗生活的做法不同,真实海盗们的生活,远比现代人想象的情况要复杂,一方面沿海居民被迫成为“海盗”,另一方面,当海盗们抱团获得了经济和武力优势时,他们又开始霸凌生活在珠江河岸的老百姓,其中也包括了深圳地区的沿海居民。

     

    明末统治者放弃下海后,南海就逐渐被海盗(包括来自欧洲的舰队)占领。至清初,满清政府为对付台湾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东南抗清力量,及沿海居民的反抗,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颁布了强制沿海居民大规模内迁五十里的政令,史称“迁海令”。嘉庆以来,由于清廷颁布“迁海令”,不少流离失所的渔民被迫成为“海盗”。而在这一海洋政策实施的漫长岁月中,珠江口一带逐渐形成了六帮海盗。由于相互之间建立了盟约,这六帮海盗力量十分强大,连政府的押运官盐的船只都要向他们交纳保护费。这六股海盗中最有名的一支,就是郑石氏与张保仔领导的队伍。郑石氏,原名石秀姑,1801年被海盗郑一劫持,郑一死后,她成为当时最强权的女海盗船长,与名义上的养子张保仔一起,于1800年至1810年间,将其海盗队伍由越南逐渐发展至新安县(今深港两城)。1810年,郑石氏与张保仔降清,最后过上了富裕的退休生活。

  • 下沙

    有心人一定会觉得有趣的一个发现,是深圳有许多带“沙”字的地名,如上沙、下沙、沙头、沙尾、沙嘴等。“沙”即海岸上的沙子,是陆地向海的边缘地区。事实上,整个广东的沿海地区,都可以算是“沙”的部分,而深圳把这部分地方称为“沙”。

     

    沿深圳河的沙滩就是深圳中的一块“沙”地,同时也是沿珠江粤语文化群体与深圳东部客家文化群体交流的一个交叉点。由于将沙地改造为水田的第一步是造围墙,因此这块地上受到粤语与客语影响形成的语言,被称为“围头话”。福田、罗湖、香港新界等地区的本地话就是围头话,若要给围头话划定一个文化地理片区,那么从下沙到黄贝岭,包括沙头、深圳圩、元朗及上水本地的老圩市,都是围头话语区。如今围头话早已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粤语、普通话的普及而式微,只能在周润发的电影中看到了。

  • 香梅

    与当年位于深圳圩附近的特区中心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香蜜湖旅游度假区无异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郊区“农家乐”。但在当时,香蜜湖这个“农家乐”,却是只有有小轿车、有闲暇时间的家庭才能游玩的地方,“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逢周末便会带孩子来这里,玩过山车、在城堡前拍照,晚上在当地酒店过一夜再回家。80年代末,香蜜湖度假区所在开办了赛狗场,为后来的西丽湖赛狗场提供了参照。90年代至21世纪初,香蜜湖度假区的更新更是“日新月异”,不到10年间,曾经的赛狗场被改造为水上乐园,有公交车可直达,为不少“深二代”留下深刻的童年记忆。水上乐园关闭后至今,香蜜湖仍留存不少改造为食肆的临时建筑物,是深圳吃货的天堂之一。

     

    香蜜湖度假区如此快速的变更和改造,其实与香港消费文化对力追现代化发展的深圳,乃至大陆的影响有关。改革开放之初,不少来深投资的“港客”习惯将业务谈到“夜总会”等娱乐场所,这样的消费观念和方式,无形中重建了大陆居民对休闲、享乐的认知,也促使了离香港最近的深圳,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快速且大量地修建用于休闲娱乐的“夜总会”、“度假村”等地方。至90年代,深圳娱乐业对服务从业者的大量需求,吸引了不少南下“淘金”客。在为“港商”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私人、娱乐消费的观念逐渐为来自内陆的服务从业者传播,继而将影响推进到全国。“老公、老婆、埋单、二奶、打工妹”等粤式普通话口语,在普通话体系中的普及及流行,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

  • 景田

    现代深圳人对景田的认识,应该以“北环南面的学区”和“学位房林立”居多,而有多少人会想到,景田片区与北环以北的片区,可能曾经同属一村?事实上,历史上的景田与下梅林的确同属于下梅林村,但北环大道的“横贯而入”,却让两个有着同一历史的区块再没有了联系。

     

    也许有人会质疑,一条路而已,怎么可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更何况在深圳现代化发展中,起到了与深南大道相似的作用,联通和拉近了深圳几个城区之间的距离,让工厂商品能够更迅速地运至码头、港口外销,难道不是为国家与世界的接轨做了重大贡献吗?可不能否认的是,如今如果没人或没有资料指出,大部分人确实不会知道景田和下梅林曾经的关系,甚至仍然在抨击深圳“文化沙漠”的深圳。而如何平衡地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道路交通规划的利益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 梅山

    大家都说,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诚然,深圳的移民结构中,至少有14个省籍占据了重要板块,其中又以广东省内其他市县居民为重。以此而论,“移民城市”应该交织着不同地区、民族的方言,可现实情况却正相反。

     

    不少已为人父或人母的“深二代”就常感慨,自己的孩子已经没办法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沟通了,因为无论学校、家庭,还是孩子们接触的环境,都是说普通话的,而作为“深一代”的祖辈却只能说家乡方言,甚至连一些“深二代”父母,也可能对方言“会听不会说”了。比如在梅林片区听一些老人家讲客家话,还会听到不少非常“深圳的”,带有粤语口音的词语,诸如“打煸炉”(吃火锅),“着杉”(穿衣服),“食朝”(吃早饭)等口语,但他们的子辈、孙辈很有可能只是讲粤语,或只说普通话了。

     

    造成“深子辈”、“深孙辈”只用粤语或普通话交流的原因,与深圳现代城市规划将深圳文化地理带转为“线”有关。则通过交通道路的设置,及区域功能的安排等方式,打破了文化地理带原有的功能。例如以北环大道串联起福田、南山、宝安等市区,梅山片区的居民在出行距离上确实获得了便利,但同时原有的以客家话、粤语或围头话等语言为标识的文化地理范围也被迫断裂或错接,进而造成了大家只说“普通话”的情况,更不用说新晋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在语言上所受到的影响了。

  • 下梅林

    提起下梅林,浮现在不少人脑海里的,估计都是到处是小卖店、小食店、奶茶铺等充满生活气息的“握手楼”社区。但大家也许都想象不到的是,下梅林还曾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的“孵化点”之一,“握手楼”便是因为“个体户”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住房的改造而形成的。

     

    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在全国推行,但“个体户”在当时因为不属任何单位,还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语。不过,由于下梅林与观澜圩历来在地理位置上相对较近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初下梅林不少村民会骑单车,到观澜圩“抓猪”、“抓鸡”,还有些村民甚至会到更远的深圳圩,或圩日到沙头市集“进货”,回村里卖。不少村民因较早做了“个体户”而为个人和家庭“淘到第一桶金”,继而在村子里承包了曾经的“供销社”,经营起供应米、油、鸡、猪等商品的小商铺。富裕起来的下梅林村民或在宅基地原址,或另辟新地,为自家修建了几层高的小楼,故当时的深圳能够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农民自住房。

  • 梅村

    现在福田工作的人,有不少都会因为梅林一村、梅林二村及梅林三村房租划算,周边还有菜市、超市等生活配套设施,而选择在此租房。可大部分人估计都想象不到,梅林一村、二村、三村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福利房社区,也是深圳现代化建设初期城市规划的“高大上”社区范本。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深圳行政层级增加及工业发展高峰时段的来临,深圳对管理干部和不同行业工人的需求也随之增多,使得深圳市人口及住房需求暴增。因此,为南下干部、职工提供福利房成为了当时的重要问题。现在梅林一村、二村、三村,曾是大片荔枝园,在1992年深圳实行土地国有化转制后被规划为政府福利房社区。而在此之前,荔枝园外是大片棚户区,为80年代来深从事散工、无固定单位的“三无人员”提供住所。梅林一村、二村、三村这样配套有市场、学校、医院等设施的福利房社区的规划和建设,虽然解决了一部分干部、职工的安置问题,但同时也意味着对此前居于该地的“三无人员”的驱赶。

  • 上梅林

    如今的上梅林村里,仍留存着一座仿佛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龙母宫。殊不知,这座龙母宫曾是上梅林村客家人祈福祈雨的重要之地。

     

    旧时的上梅林村位于广府、客家人的聚居带上,村里以客家人为主,当时的上梅林村田多、地多,因此对水的需求量非常大。对妈祖有所了解的人,肯定也会知道,龙母相当于客家人的“妈祖”,是专司水雨的神明。所以上梅林人从北江请来了龙母,并在上梅林村为她建了一座龙母宫。若是村里很久没下雨,就要由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在村里游两圈,出面请龙母。

     

    现在的上梅林,除了龙母宫,其他客家文化痕迹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每年龙母诞时,村里人自发而来,为龙母买蛋糕做寿的情形,才让人看到一点当年客家人对龙母的依赖之情。

  • 孖岭

    和平时期,人们对烈士陵园的认知大多只剩城市公墓之一了,更别提对其中纪念碑有更多的了解。孖岭附近的烈士陵园及其纪念碑,面临的亦是相似的问题。事实上,人们遗忘的不仅是孖岭片区上烈士陵园及纪念碑所要纪念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时还忽略了其所承载的深圳地缘特征,及广东在革命中的特殊地位。

     

    人们常说,广东沿海看起来十分适合做生意,其实所言不虚。由于处于沿海地带,善于经商的深圳等广东沿海居民得以向海外发展自己的生意关系,久而久之不少地区还形成了侨乡,使广东与海外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具备了经济实力的侨民同时也希望能对地方产生影响,因而能够组成对革命的支援,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的主要支持就来自侨民。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沿海居民亦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兵力和经济支持,作为东江纵队发源地之一的深圳,还涌现了诸如刘黑仔、陈日祥、戴卓文等抗战志士。

  • 银湖

    一提到“银湖”,不少深圳人也许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银湖别墅”。以当下的标准,银湖别墅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别墅区差别并不大,甚至它外观和设计风格都不够现代别墅好看,但它的规划和建立,却潜在地影响了深圳人的价值观。

     

    90年代中期,在深圳大部分人平均工资为400-600元/月时,银湖别墅每平米的均价就已达到了8000~15000元,无怪乎银湖别墅拥有如此的“盛名”。除了在当时“惊人”的房价,银湖别墅还称得上率先发展了远离工业区、拥有小花园、泳池等半私人空间的“卧室社区”,在事实上实现了工业区、商业区与生活区的区隔。而在此之前,深圳人仍习惯于以农、工、商等职业工种划分个人价值身份,银湖别墅区的打造,不仅将深圳城市区块规划推向了以功能为分区标准的时代,还建构了私人化享受空间的理念,更新了深圳人对私人、享乐的想象。

  • 泥岗

    你知道吗?现在深圳最大的物流中心——泥岗,曾是香港九龙通广州的税收站,见证了深圳发展中心由海岸沿线到内陆的变化。

     

    泥岗因土字旁的坭岗村而得名,在深圳货运仍依赖水路以前,香港、固戍和虎门等码头是香港至广州的必经之地,而泥岗只是内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但随着1911年,九龙广州铁路中国部分(既广州至深圳)的开办,泥岗的地位逐渐发生着变化。解放战争时期,坭岗被设为税收站,各地货物由广州用火车运至深圳,到笋岗后停车卸货,由人力将货物经坭岗运至赤尾,用船运过英租界,再用汽车运到香港。泥岗此时成为了广九陆路的一个重要环节。

     

    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前,泥岗因通向规划中的南山工业区的铁路线而显得更为重要。不过,由于深圳的快速发展,将南山作为工业区的规划最终变成了南山作为关内住宅区的规划,故现在地图上已看不到这条由东向西延伸至南山的铁路线,泥岗也最终演变为了现在的大型物流中心。

  • 红岭北

    相信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到深圳打工的人,对红色警戒、魔兽争霸、西祠胡同、“包间”等词语都不会陌生。彼时网吧正以“遍地开花”的架势建立在各大工业区附近,红岭北站附近的八卦岭工业区就是福田区内网吧最集中的地方,成为了广大外来务工者排遣孤独的一大去处。

     

    上世纪90年代,是深圳外来务工及移民的高峰期,许多人是孤身一人闯荡深圳,即便与亲戚朋友一同来到深圳,也有可能因为身处不同的工厂而不能常见。“打工族”们思乡的滋味与个中寂寞的感觉,显然不能通过亲戚、朋友或同事得到解决,网吧提供的游戏、聊天的环境,便成为了外来务工者们消磨时间、交往朋友的最好地点。而联机打游戏、逛BBS论坛或包间看韩/日剧的网吧文化也由此形成。

  • 园岭

    喧嚣、价廉、草根……是不少深圳人对上世纪90年代“大家乐”舞台的印象。“大家乐”舞台是形成于园岭片区的,让工人们以“自愿,自费,自荐,自演,同乐”方式参与的,一周一期的娱乐形式。

     

    不同于网吧、保龄球、酒吧、夜总会卡拉OK等娱乐方式,“大家乐”舞台是适于三五工友一起参加的,相对廉价的娱乐节目,又被称为“平民卡拉OK”舞台,吸引了当时不少工人的热心参与。现今“大家乐”舞台虽然早已不在,但《擦干你的泪》等外来青年工原创歌曲,仍述说着当年红红火火的工业文化盛况。

  • 红岭

    聊到深二代,就必然绕不开“深二代”的“校服情节”。由于移民的不断涌入,老深圳、新移民与本地人注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他们的孩子却因为上学、工作等原因,成为了“深二代”,而校服便是“深二代”们彼此身份认同的一个来源:上学也穿,逃课也穿,拍拖也穿,甚至出国了也穿。就像美国的hoodie(兜帽)文化一样,“深二代”们只要远远看到那简单的黑色长裤,就知道“这人来自深圳”。

     

    不仅如此,不同代际的“深二代”还以校服发展出了各有特色的“校服潮流”。如2004年由时兴裤子剪到中缝处,走路时“两腿生风”的开叉裤,到被禁止后,把裤子缝为小腿裤,配上帆布鞋的穿搭形式;2005年,宽大上衣+小裤脚的“嬉皮装”则是学生们新宠;至2006年,则演变为裤腿依然要细,但是夏装上衣要体现“娇小玲珑”的形式;2007年,“短上衣”和“吊腿裤”的搭配开始流行;2008年,又流行起了“露脐装”,衣服刚到肚脐以下为佳;到现在,上衣仍要遵从“小而短”的原则,裤腿已经不用改窄。如今,“深二代”们仍在不停地创造属于他们的身份认同标识与文化。

  • 红岭南

    深圳建筑史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80年代看国贸,90年代看地王”,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两天半一层楼”的速度建设而成的地王大厦,对80年代“三天一层楼”建成的国贸大厦的超越。如今,无论是国贸大厦还是地王大厦,都是见证了“深圳速度”的有名地标之一,“谋杀”了不少来深游客的“菲林”。

     

    有趣的是,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1953年宝安县建立,县政府由南头古城迁至深圳圩西侧,地址便是现在大剧院站的所在及其东侧,地王大厦原址是宝安县政府办公楼前的广场,上世纪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的消息便是在此宣布的。因此,地王大厦不仅见证了“深圳速度”,也见证了深圳发展重心的变迁。

  • 鹿丹村

    如今文学或歌曲文艺作品,都喜欢将深圳的发展形容为“小渔村30年的巨大蜕变”。实际上,这是外界对深圳的“误读”,深圳的发展不仅是宝安县改县建市、建特区的结果,历史上的沙井圩、固戍圩、南头圩、观澜圩、沙头角圩、深圳圩等大型市集,也早已为深圳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不过,书里写的和歌里唱的“小渔村”,却是真实存在的,它便是邓小平在1984年视察过的,距鹿丹村不远的渔民村。

     

    历史上的渔民村,是“洗脚上岸”的疍家人,从蔡屋围片区获得的土地发展而来的,地理位置上与香港仅一岸之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立深圳特区的政策,为贴近香港的渔民村提供了便利,村民们充分利用了地理和政策优势,与香港开展小额贸易,组建运输车队和船队,发展养殖业和来料加工厂。劳动所获足够村里向村民提供一户一所独立的小别墅,使渔民村率先成为了国内的“万元村户”,在1984年得到了来深视察的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可以说,渔民村的发展的确与深圳特区经济模式的转型有着密切联系,但也导致了不少人对“深圳人”印象的误会,以为“深圳”即等于曾经的“小渔村”。

  • 人民南

    初到深圳,如果你问起“人民南”,一些人或许反应不过来,但问到“东门”,大部分人都会恍然大悟并为你指路。可你知道吗,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情况却是反过来的。

     

    “东门”是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为区别于“深圳圩”而更换的名字。历史上的深圳圩,就是一个为周边村落提供大量生活所需品的市集。1931-1936年间,这里还曾经开了一家赌场,以吸引港客的消费。随着上世纪50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两个时段,宝安县城从南头城往深圳圩西侧的迁移,深圳圩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商品集散地,在其南侧的“人民南路”两边还建起了天虹商场、天安国际大厦等高档商场,成为当时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齐名的中国都市三大消费市场之一。所以上世纪80年代左右,提起“人民南”,深圳人都耳熟能详,但提起“东门”却不大为人熟悉。一些住在西乡的老人甚至仍以“去深圳”指代到“深圳圩”,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逐渐熟悉“深圳市”、“深圳特区”概念后,“东门”才为大多数人熟记。

  • 向西村

    不少美食推荐栏目中,都能够看到深圳向西村鸡煲的“身影”。不过,比起鸡煲,上世纪80、90年代的向西村还存在让它出名的更多更复杂的因素。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向西村所处地理位置,及监管自治的特殊情况,使它成为了为跨境港客,尤其是频繁来往深港的香港货柜司机,提供“特殊按摩”等服务的娱乐场所。打着“补身”招牌的鸡煲店,与关满果子狸的食肆、挂满猎奇药材的中医推拿店,也随之出现在向西村外围。这一“特别的”娱乐业的形成,使得向西村一度鱼龙混杂,以致当时的一些家长甚至老师曾告诫自己的孩子或学生,不要和来自向西村的孩子一起玩,向西村当时的复杂情况可见一斑。

     

    事实上,向西村的情况也可以被视为上世纪80、90年代深圳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混杂着豪掷千金,来深体验“特殊服务”的港客,一方面吸引着南下“淘金”的各行业的外来工。悬殊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使当时的深圳也呈现了相距甚远的城市景观——豪华娱乐场所与专供打工仔睡觉的“露天铺位”相生共存,形成了深圳的一道奇特的风景。

  • 文锦

    深圳人几乎都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深港公路快速通关模式尚未普遍推广以前,大陆供给香港的活畜禽及水生动物的出境口岸只有文锦渡口岸。事实上,大陆向港供给物资的政策从未断裂,且输送设施不断在深化,文锦渡口岸便是上世纪90年代前其中一个不断得到强化的节点。

     

    在通过陆路向港提供物质以前的上世纪60年代,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和铁道部共同开创了分别自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发的三趟快车,开创了每天满载供港鲜活产品,经深圳运抵香港的供给路径。1988年以后,深圳政府为保证供港“活口”的质量,还在笋岗铁路口岸设立了国内首家出口监管仓库。

     

    而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深港公路口岸快速通关模式加速推广,供港鲜活产品的出口便逐渐从铁路运输转向了公路运输,铁路“三趟快车”逐步退出了供港鲜活产品的舞台。文锦渡口岸因此承担了几乎全部向港输送农产品、食品等物资的重任。90年代后,随着深圳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大陆向港物资的供给又出现了变化,由原本的农产品为主变成了以电子产品、服装、鞋袜等“三来一补”产品为主。发展至今,大陆向港供给物质的方式已基本全倚靠陆路运输,且产品范围更大,更具多样性。